“這個寒假，你家娃補課了嗎？”南京中小學開學后，當記者這么問生活、工作中接觸的人時，多數人的回答是“補了”，而且往往還要加上一句“不敢不補啊”！補課，是所有家長們心照不宣的話題，在升學考試的競爭壓力之下，別說中小學生，就連幼兒園升小學之前都要報一個“幼小銜接班”補一補。一方面學校在“減負”，另一方面家長們在自覺自愿地“增負”，這種反差耐人尋味。

“不補課是對孩子不負責”

“補課這事吧，不是想不想補的問題，而是敢不敢不補的問題。這個寒假除了春節休息三天，我家孩子每天補課6到8小時”，面對記者的提問，史靜快人快語。

她的兒子大海(化名)在南京一所名校讀高二，正在準備這學期的小高考，所以寒假補了4門課。她說：“有多少孩子在補課我說不準，但是我敢說成績好的孩子99.9%在補課，而且一旦中斷馬上就會看出差距。大家都在補，誰不補誰落后，誰不補誰吃虧，不補課就是對孩子的未來不負責。這話有點刺耳，但多數家長做出了同樣的選擇，這就很說明問題。”

2月12日晚9點半，記者在山西路見到剛補完課的大海，他坐公交換地鐵，大概花一個小時回家。

“這么晚為什么不讓爸媽接你？”

“因為每天只有路上的時間是我的啊，刷刷QQ群，玩幾把跑酷游戲，每天就這點放松的時間。”

“補課累不累？”

“當然累，但我是受益者，又想學好又不想吃苦怎么可能呢？”

“開學之后會不會更累？”

“恰恰相反，學校的內容簡單，上課反而是放松，放學才是艱苦的開始。”

史靜告訴記者，家長群里流傳著一個故事：去年寒假，一個名校尖子生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孩子的家長就在一所三甲醫院的心臟科工作，知道孩子的情況，準備小高考結束后暑假再去手術，沒想到悲劇發生了。“家長群里大家唏噓不已，但是沒有誰說不補課了，甚至說少上幾節課的都沒有。”

南京財經大學國貿學院針對全省100名中小學生的一項微調查顯示，補課的學生占比74.7% ，其中父母要求補課的占比高達81.2%，整個寒假空閑時間在5天以上的只占10%。

家住河西的趙世成，女兒上小學四年級，這個寒假，他和幾個學生家長一起請了一位老師給孩子們把下學期的數學先學一遍。“三年級之前，學習內容很簡單，補不補關系不大，但是四年級一開始孩子考試成績明顯下滑，我打聽了一下，原來多數孩子開學前都要把下學期內容先學一遍，這樣上課就比較輕松，可以騰出時間、精力去學奧數、補英語”，他對記者說，“所以這個寒假我就和幾個家長一起請了個老師，讓孩子提前學了數學，至于英語，課外班學的比學校超前太多了，像書人的新課標英語，是初中水平。以前說‘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現在大家都‘搶跑’，誰都‘怕孩子輸在搶跑線上’。”

老師們對補課這件事心情很復雜：一方面，家長主動抓學習，幫老師分擔了工作壓力；另一方面，孩子們都提前學，課外學得深，削弱了老師在課堂上的作用，甚至扭曲了教育本身。南外高中語文老師、作家余一鳴直言：“學校老師的整體水平肯定要高于校外培訓班，但是哪怕是南外的老師，有時也會懷疑自己正兒八經上課的意義，因為常常題目一出來，很多學生就說，我們一眼就能看出答案，我們早已做過N遍了。現在的好學生，往往不是老師教出來的，而是用金錢和時間堆出來的。”在他看來，教育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培養舉一反三的能力，而不是檢驗學生的數據庫有多大、記憶力有多強，校外培訓增加了家長和學生的負擔，但對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創造力有害無益，然而這種模式對小升初、中考、高考有幫助，那些培訓機構的證書對于名校錄取學生有參考價值，因此這些年來越來越火爆。

花去金錢，得到焦慮

校外培訓是一個大產業，中國教育學會去年12月27日發布《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稱，2016年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相當于江蘇省年GDP的十分之一，而其中的絕大部分，來自中小學課外培訓。

有這樣一個段子：

“這世界上哪件事讓你大把花錢、叫苦不迭，卻不得不花？答案是：課外輔導班。”

史靜告訴記者，上高二以來，兒子大海每個月的補課費是6000元，寒假期間每天補課費是900元，貴的一節課一個半小時就要300元。“你算算我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她說，“就這樣，有些課還要搶名額，學生基礎差老師還不收。”

即使花錢補課，很多家長心里仍然發虛。去年夏天，田斌(化名)的兒子在大家羨慕的目光中進入南京一所名校的初中，可是成功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就變成了焦慮。田斌說：“上了初中考90分一下子變得特別難，從前是尖子生，現在就有落差，為了有個好排名就更得補課。就拿英語來說，六年級暑假報了個口譯班花了1萬多元，后來報了小托福的集訓班，花了2.4萬元，但是效果都不好。寒假期間，我給他報了新東方的一對一，100課時一次性交了4.6萬元。但我心里的焦慮一點沒緩解，每個孩子都不一樣，所以別人的成功經驗你無法拷貝，各種培訓班又特別多，孩子的學習時間以小時來計算，不可能讓你從從容容地試錯，一旦原來的辦法不靈了，我就特別迷茫，不知道怎么做才對。”

“學霸”家庭很煩惱，普通孩子家庭就更受煎熬。在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陳先生給記者傳了一篇四年級兒子的作文習作《泳池爸爸和書桌爸爸》，里面寫道：“如果不學習，跟爸爸在一起很快樂，尤其是我們倆一起去游泳時，他的目光里都是鼓勵和欣賞。可是帶我學習的時候，他就像換了個人，發起脾氣來嘴巴像打槍，眼睛能噴火……”陳先生告訴記者，雖然也在外面補課，但兒子的成績仍然在班級處于下游，全家人憂心忡忡，他也常常氣急敗壞：“要知道南京的孩子只有一半能考上高中，照目前的狀態，我兒子很有可能進入被淘汰的那一半，連考大學的資格都沒有。在學校減負的情況下，除了補課還有其他辦法嗎？”

省政協委員、資深教育記者戚若予在接受采訪時說：“這些年補課像濃厚的烏云，籠罩在每個孩子家長頭上，而且這朵云正變得越來越沉重。”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品種單一，選拔標準只有考試成績，同時優質教育資源太少，大家必須去拼搶，結果就是大家擠到一條獨木橋上，大家找到的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補課。”

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來看，單純批評補課沒有意義，因為高考這根指揮棒指揮著從小學到高中的所有孩子以及他們的家長，補課是他們能找到的惟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江蘇這個教育大省，家長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培養孩子。“這個辦法就像馬克思批判資本家時說的那樣：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誠然，一個人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都應該努力、拼搏；誠然，優質資源任何時候任何國家都是緊缺的；誠然，外國的孩子要發展特長也要在學校外報班學習，但是家長們以及教育部門都明白，中國孩子補課已經畸形了。”

培訓機構是什么角色

培訓機構一方面被輿論所詬病，認為它們為應試教育推波助瀾，增加家長和學生的負擔；一方面被家長所追捧，品牌培訓機構更是門庭若市，名額難求。

“你以為培訓班是掏錢就能進的嗎？拿學而思來說，報名前要考試，達不到分數線就不能報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劉小燕說，“去年暑假我帶小學三年級的兒子去報名，在考場門口一看，里面坐了20來個孩子，有一個孩子拿著做完的卷子出來，就有一個孩子拿著要做的卷子走進去，我當時特別感慨，這些孩子們就要成為應試教育這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了。”

書人是南京培訓市場上的老品牌，它甚至為其它培訓機構拉動了市場，例如新概念英語的考試培訓，很多小機構都在做，但是要報名則必須去書人。學而思到南京僅僅5年，其官方APP顯示，它在南京已經有20多個培訓點。

對于培訓機構，視角不同評價也會不同。學而思的一位老師匿名接受采訪時透露，南京市在該機構接受培訓的中小學生超過5萬人。“很多家長跟我交流時都說醒悟得晚了——以前總覺得要讓孩子快樂成長，但是很快現實就讓他們明白，培養一個優秀的孩子和快樂成長很難兼得。”這位老師說，“我一直記得一位爸爸跟我講，他老家在蘇北一個縣城，他中考和高考都是縣里狀元，南大畢業。他說，自己以前總覺得學校教得太簡單，如果當時有這樣的培訓機構，他的人生就會有不同的高度。他說這話時的那種遺憾，我永遠都忘不了。我是做培訓的，家長送孩子來，就是讓我們幫學生提高成績，高考時多一分就意味著超過上千人，所以家長們對我說謝謝的時候，我真的不認為那僅僅是客套話。”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戚若予認為教育機構承擔著不太光彩的角色：“中國教育有三大怪，一是媽媽QQ群，里面全是培訓、做題、考試，媽媽進去，瘋子出來；二是家長委員會，學校不給補課，家委會來組織；三是培訓機構，他們在為中國教育做行業標準，名校選擇學生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學生能拿出多少證書來，五星學員比四星學員強，獲過獎的比沒獲獎的強。輿論沸騰的時候，政府部門說奧數證書不得作為錄取標準，但在招生時，里面夾著奧數證書老師真的能視而不見？政府說義務教育階段平時不許排名，錄取不許考試，學校不方便做的事，培訓機構來做。”

當了黑手還是背了黑鍋？培訓機構的幾張面孔著實讓人一言難盡。

人人都被“競技”綁架

《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參加中小學輔導機構的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而目前我國中小學階段在校生總數穩定在1.8億至2億左右。

這是一個扭曲且荒唐的場景：一邊是學校在減負，一邊是家長在增負；減負是家長們的要求，增負是家長們的選擇，家長們這是在鬧哪樣？

“因為我們在互相綁架”，田密以一個家長的視角看補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高考把學生綁架上了應試的戰車，家長對升學率的訴求綁架了教育部門，培訓機構用各種證書綁架了學校，學校用減負綁架了家長帶孩子補課，教育系統用各種考核綁架了校長……所有人都無法幸免，但是最終的承擔者一定是孩子。”

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教育的終極目標原本是育人，培養健康的體魄與健全的人格，現在用單一的分數評價選拔學生，導致教育嚴重競技化。學校資源、家庭資源、社會資源都被用來提高競技水平。如果不送孩子去培訓班，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幼升小、小升初無法進入名校，以及中考分流進中職。在家長們看來，無視各種‘理性’建議，才是最理性的。”

數據顯示，高考時城市學生的平均分比農村學生高約40分(按750分)，這和他們擁有的資源不同有關。是否擁有培訓資源也會拉開競爭差距，校內所謂的減負，只會進一步增負，還可能讓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更難以平等競爭。

就在昨晚截稿時，記者的手機上跳出信息，這條信息來自某培訓機構的微信公眾號，標題是：“春季班來了，我們這周見！”交匯點記者王宏偉

他們的眼里為什么缺少亮光

記者手記>>>

很少有哪次采訪，像這次這樣，有這么多采訪對象要求匿名。

要么在采訪開始前，要么在采訪結束后，幾乎每個家長和老師都要叮囑一句：“千萬不要寫我和孩子的真名。”關于補課，人人都有一肚子話要說，那些奔波、那些煩惱、那些無奈，人人感同身受，無論“學霸”家庭還是“學渣”家庭，大家都很焦慮，但是關于教育的心里話，當事者誰也不愿意公開說。

有一種痛，大家都有卻說不出口。

采訪補課話題，并不是想抨擊什么，補課是多數人的選擇，他們根據自己面臨的形勢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這么多年的事實也證明了這種選擇并不是盲目的。相反，倒是那些不補課的家庭，要么做好準備在教育競爭中落敗——一考雖然不定終身，但卻是人生的重要轉折；要么干脆把孩子送出國，而這也正是留學生低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選擇哪種教育，他們用腳投票。

采訪中一位媽媽的話一直在記者耳邊縈繞，她說：“我特別喜歡南京這個城市，山水城林既大氣又溫婉，不像上海、北京那樣讓人眼暈，但是自從我知道南京的孩子有一半不能上高中，自從來自安徽的實習生說他們高考復習時遇到江蘇卷里的題目太難，直接跳過去不做，我就有點后悔留在南京了。我和老公特別喜歡孩子，但是一想到女兒正在經歷的教育，就失去了要生二胎的勇氣。”

并不是所有的痛都有藥可醫，補課就是這樣。它是中國教育這棵大樹上開出的一朵怪誕的花朵，學校那部分萎縮了，家長和培訓機構那部分卻不尋常地繁華。以現行高考模式為導向的教育不改革，補課這個痛點就不會消除。

“綁架”是理解學校減負而家長增負的關鍵詞，所有人都被別人推動著，再推動著別人，大家都身不由己，推波助瀾又深受其苦，除了特別會學習的一小部分孩子爬到了頂峰，多數人只能望峰而息心，望洋而興嘆，然而學習本不應該像現在這樣，變成一種無情的競爭。

平心而論，中國教育有其可取之處，基礎教育之扎實在世界上有口皆碑，然而中國教育也讓孩子過早置身于激烈競爭，單一的評價標準壓抑甚至扼殺了很多孩子個性化發展空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在接受采訪時說，自己曾在國外進修過一段時間，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孩子和外國孩子相比，能力并不差，但就是眼睛里缺少一種亮光，一種自由、快樂和求知的亮光。而那種來自精神世界的亮光，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和學習知識同等重要。